我今年69岁，是一名老共产党员，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，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。

1951年7月，我出生在临县玉坪村一个李姓农民家庭。当时，家里少吃缺穿，比我大一岁的姐姐也面黄肌瘦。我饿的直哭，父母看着我伤心难过。说也巧合，村里一郭姓家庭初生婴儿刚刚夭折，还未断奶，先是送奶给我吃，之后，为了能活命，经两家协商，十天后把我抱养给郭姓。

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经历连年战乱，百废待兴，国力很薄弱。生活条件和现在相比相差太远，加之自然灾害频繁，祖国处于最困难时期。人们缺吃少喝，吞糠咽菜，饥饿难耐。我经常爬上树摘榆叶吃，母亲给我缝的一条灰土布裤子，不到一月就破烂不堪。

古语说，福无双至、祸不单行。父亲在西沟修水库刨土时坠下高崖，中脊骨折，卧床不起，生活更是举步维艰，真可谓雪上加霜。

但那时社会稳定，风气良好，社会逐步向好发展，人民思想积极，干劲十足，其乐融融地生活。我们小孩子更是无忧无虑，苦中作乐。我的少年时代就这样与共和国一起成长。

1969年，54岁的母亲患肺结核医治无效病故，从此父子俩相依为命。

1970年，我考入临县一中高13班，撇下孤苦伶仃的父亲去读书。父亲经常往返60里山路步行给我把食物送到学校，少坐片刻又恋恋不舍离去。父亲中脊有问题，不能肩挑，只能用布袋背粪、背炭，看着他越来越驼的背，我特别难受。他一生省吃俭用，把一生的积蓄花在我身上，供我读书。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。我愧对父亲，还没好好孝敬他，他就走了，当年他才68岁。

高中就读时，我被选为团支部、班委会干部，担任学习委员。那时正值临县南门大桥开工建设，每天参加义务劳动4小时。当年3月动工，10月1日竣工通车。学校还组织各班轮流到农机厂、化肥厂实习，让我们掌握了农机铸造和农机组装和碳氨生产流程技术。学校还组织学生拆城墙、打井浇地。天旱时到麻峪、东关等周边村庄担水抗旱。学校还在宋家沟种50多亩地，按班轮流去管理。

1973年1月，我高中毕业，回村务农。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被选为村委会主任。我信心十足，立志在农村广阔天地有所作为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就连妻子临产，也是邻居大叔把我从办公室叫回家。那时正值农业学大寨之时，村里成立了青年专业队，常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，修梯田，打坝造地，改河造地，白天干，晚上加班干。由于成绩突出，县委还在我们村组织开过现场会。

随着形势的发展，村里购买了手扶拖拉机、粉碎机，办起了面粉加工厂，农业机械化较快发展。化肥的应用，促使粮食产量大幅增产，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。村集体还办起了粉坊、油坊、醋坊，经济稳步发展、村民生活不断改善。我的青年时代，就这样与共和国一起成长。

1976年6月，我不再担任村干部，当了民办教师，到离我村5里地的姚家山村任教，历时十五年之久。这是个200多人的山村小社，单人校编制，五级复式教学，30多个学生，最多时有42人。教学任务很重，备、讲、辅、改、查、考各个教学环节都得做好。教委布置的各种活动也得积极准备，准时参加。全家5口人的口粮地也得去种，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但自己觉得苦中有乐，信心十足，因为我感到教书育人是一项光荣的职业，自己的一切奉献是心甘情愿的。

1994年，我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，先后在本乡玉坪、枣林小学任教。后又调到孟家焉小学担任校长。在此之间，想方设法办起了寄宿制小学，吸纳周边4个村子四、五年级的学生来校就读。学生发展到120人，五个教学班，还附设一个幼儿班。学校在上级教育部门的关怀下，配备了电视、电脑，利用光盘开展现代教学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，多次被评为模范学校。我在教育战线工作35年，多次被评为县乡模范教师。我的中年时代就这样与共和国一起成长。

2011年退休后，我的党组织关系从玉坪教委转到玉坪乡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。定期参加各种活动。支部组织一年一次外出旅游我都参加，还组织学时事、学政治、学养生知识，成立了书法组、乒乓球组，开展各种文体活动。有时深入农村给农民讲党的方针政策，深入到学校，给学生讲党史，讲社会主义发展史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。还开展各种社会调查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发挥自己的余热。

（作者系临县玉坪乡中心校退休教师）